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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区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审判白皮书

未分类 陈石律师 863浏览 0评论

内容摘要:未成年人在校安全问题备受各方关注。未成年学生的校园伤害事故,常牵涉多方利益纠葛:受害学生与致害人之间,受害学生与学校之间,致害人与学校之间,均会因之而产生利益冲突。同时,此类伤害事故的处理,也面临多种价值的平衡与取舍:家长监护责任与学校教育管理责任的界限、未成年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与学校管理控制风险之间的平衡、受害未成年人救济与学校教育成本之间的衡量等等。宁波法院一直以来均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既体现对受害人的权益救济,又体现对教育秩序的维护,为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针对我市校园伤害事故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此类案件的业务指导,统一裁判尺度;进一步健全诉前调处机制建设,着力化解纠纷;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保险理赔的风险转化机制建设;进一步规范校园安全管理,加强家校衔接,排除安全隐患。

  一、基本情况
  2010年以来,宁波法院共受理涉学生伤害事故民事一审案件共计62件[1]。其中,判决25件,调解21件,撤诉16件(以和解撤诉为主)。调解率仅为33.9%,低于普通一审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2]。
  (一)诉讼案件数少,总体纠纷量大
  就案件数量而言,此类案件在我市两级法院的民事收案数中占比很低,但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每个学校每年都会有少则十几起多则数十起严重程度不一的伤害纠纷发生。可见,伤害事件不少,但进入诉讼的不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原因:1.在校受害人起诉意愿较低。如果受害人尚需在校就读,家长往往会担心因诉讼而“得罪”校方,一般不愿意为此提起诉讼。比如,鄞州法院于2013年受理的一起罗某诉某外国语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罗某又以尚在该校就读,不宜解决纠纷为由申请撤回起诉。2.诉前纠纷化解渠道通畅。此类案件一般会走过四个阶段,第一步是校内自行协商调解,第二步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行政调解,第三步是诉调对接机制中的诉前调解,最后一步才是进入诉讼。大多数案件在前面的纠纷调处机制中已被化解。比如慈溪法院与乡镇街道、学校共建三级联动机制,搭建“校园防护网”,一旦有伤害事故发生,联动机制即启动,乡镇、街道参与调解,多数纠纷在诉前化解。
  (二)事故成因多样,未成年人之间致害最常见
  学生在校伤害事故类型多样。常见的有:1.因教育机构的场地、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而致害。比如史某某诉余姚某小学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中,史某某在学校练功房参加轮滑训练时,因场地内有一大坑,躲避不及而摔倒受伤并致十级伤残。2.因同一教育机构内其他未成年人的故意侵害行为致害。比如冯某某诉鄞州某寄宿制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中,冯某某因与同宿舍同学琐事纠纷而被打伤致手臂骨折。又如曾某某诉江东区某小学、李某某等健康权纠纷一案中,曾某某被李某某拳击面部而致右耳重度耳聋。3.在与同一教育机构内其他未成年人的嬉戏玩耍中不慎受害。如邹某某诉胡某某、黄某某及慈溪某小学健康权纠纷一案中,不满八周岁的邹某某与同学胡某某、黄某某在学校操场草坪嬉戏时,不慎倒地,左眼被树枝刺伤,致眼球破裂,八级伤残。4.因体育活动受害。如许某某诉象山某中学、张某某等健康权纠纷一案中,许某某在学校体育课的短跑练习中与同组练习的张某某发生碰撞而倒地受伤致十级伤残。5.因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致害。比如袁某某诉某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中,袁某某诉称该校教师批评教育方式不妥、管理职责不到位而致使袁某某坠楼受伤。
  上述案件类型中,以同一教育机构内未成年人间致害(即前述第2、3、4类)最为常见,在纠纷总数中占比高达74.2%。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害占比略高,小学、初中伤害事故多发
  从上图来看,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下)受害案件数略高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受害案件数。但据统计,宁波法院五年来受理的学生伤害事故案件中,发生在幼儿园的仅3件,均为室外活动中受伤。比如陈某某诉宁海某幼儿园健康权纠纷一案中,新入幼儿园才九天的陈某某在玩海洋球后出来时摔倒,致锁骨骨折。高中段的亦仅2件,分别为参加体育活动时受伤及因教育机构设施安全隐患受伤。而其余的绝大多数案件则均发生于小学及初中阶段。也就是说,学生伤害案件受害人多为7—16周岁。
  事故受害人的年龄段呈现这种分布,我们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幼儿的活动能力较弱、活动范围较小,幼儿园的“人口密度较低”,老师及保育员的配置比例较高,故幼儿园的伤害风险相对较低。小学、初中的“人口密度较高”,小学生和初中生多特别好动,而且活动范围较大,肢体接触多,特别是初中生,因处于青春期发育阶段,还有“好斗”的倾向,而初中生与小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及风险意识均较差,因此,小学生及初中生的风险事故较多。而高中生的自控能力和风险意识相对而言均有所提高,故风险事故较少。
  (四)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安全状况堪忧
  据了解,我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有98所,而全市公立中小学总数为680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数量占比较低。但我市法院受理的学生伤害事故案件中,发生在民工子弟学校的案件占比不低。甚至有个别民工子弟学校曾在一年内数次被诉至法院。比如鄞州区某文武学校(武术类学校、寄宿制),在2012年就曾三次被诉至法院。其中一起为学生在宿舍内打架;一起则为受害人因同学玩闹而头部受伤,但直至四天后才被该校教练发现并送医。
  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的学生在校安全风险高,原因主要在于:1.学校管理不够规范,教师素质和责任心有待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多为私人举办,在工作人员招聘和管理规范的制定方面也较为随意,在学校安全管理方面存在不少漏洞。如前述学生受伤四天后才被学校发现的案件,充分暴露了学校、教师管理工作的缺陷。2.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疏于管教,未成年人的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教育均有欠缺。外来务工人员大多疲于流动打工,缺乏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意识,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之间为琐事而打架斗殴的情形比较多见,遵守校规校纪的意识也较薄弱。
  (五)何谓“在校期间“有争议,安全管理存盲点
  从伤害事故发生的时间来看,因学生在校期间的活动有一定规律,故大多数案件发生于课间及活动课、体育课。但另有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也是事故高峰期,即学校规定的到校时间之前及学校规定的离校时间之后。比如,象山法院受理的朱某某诉郑某某及某小学健康权纠纷案,刚年满六周岁的一年级学生朱某某早于学校规定的时间到校,但此时班主任尚未到岗,朱某某与郑某某在操场双杠上玩耍时坠落受伤,致十级伤残。
  走读制中小学都会规定到校的“最后时限”。学生迟到即为违纪。因此,学生提前到校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但若学生早于教师到岗时间到校,或晚于教师离校时间离校,则易出现安全管理的盲区。
  (六)学生自残、自杀事件屡屡发生,给传统教育方式带来挑战
  近年来,中小学生自杀、自残事件常见诸报端,本市范围内也屡有发生。从诉至法院的几起事件来看,自杀、自残的学生以初中生居多,且多是因故被教师批评后坠楼。这些事件往往损害后果严重,亲属情绪激烈,学校压力巨大,而且同校学生心理易受刺激,教学秩序易受影响。如张某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此处隐去其真实姓氏)诉某中学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初一学生张某某因考试作弊被老师批评,之后张某某在放学后以物品遗漏为由从学校要了教室钥匙,回到教室后坠楼,头部严重受伤。
  自杀自残现象频发所折射出来的当然不是单纯的校园安全管理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当前应试体制、家庭教育、青春期心理健康等各方面因素。但从几起诉至法院的事故起因来看,学校对学生的心理状况缺乏重视,个别教师在批评教育学生时言辞不妥或时机不当,是不争的事实。
  二、主要举措
  (一)正确适用法律,合理确定责任,引导家、校各尽其责
  一直以来,宁波法院均十分重视对学生伤害事故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在审判中,两级法院均重视并把握好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与监护人监护责任之间的界限、把握好教学秩序的维护与受害学生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把握好安全管理与学生的自由健康发展需要之间的平衡,准确解释法律,以责任明晰的判决,为监护人、学校各尽其责确定行为标准。比如对体育活动中的风险事故,尊重风险自负的原则,不轻易判决无过错的被告承担责任。对确因管理上存在“应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过失而导致学生受伤的教育机构,令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既是对侵权方的惩罚,也是对受害方的救济和抚慰。
  (二)加强联动司法,积极沟通协调,促进双方矛盾化解
  由于损害后果严重的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往往在当地有重大影响,对教学秩序的维护也带来一定压力,我市两级法院均十分重视稳妥处理此类纠纷。一是大部分法院建立了与当地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基层调解组织的联动机制,或在事故发生时提前介入此类案件的处理,指导相关部门在法律框架内调处此类纠纷,或是在受理案件后,依托联动机制,在当地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基层调解组织的协助下,化解双方矛盾,促成双方调解或和解。如鄞州法院大嵩法庭与当地基层调解组织相互配合,促成了当地一起幼儿园内幼儿受害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三)延伸司法服务,预防伤害事故发生
  鉴于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多因校园安全管理漏洞、家庭教育缺位及学生安全意识淡薄等因素引起,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发生,我市两级法院积极延伸司法服务,以多种形式帮助辖区内的中小学加强安全管理及教育,预防伤害事故的发生。比如鄞州法院少年与家事审判庭针对某民工子弟学校一年内发生多起伤害事故的情况,积极与该校联系,为该校师生做法制、安全教育,并对该校日常管理、保护措施等方面的疏漏提出意见和建议。中院未成年庭不仅多次到民工子弟学校为学生做安全教育宣传,还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家长学校做法制、安全教育讲座。
  三、对策与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对此类案件的业务指导,统一裁判尺度
  虽然《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对监护人责任作了规定定,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对教育机构责任作了规定,但相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伤害事故纠纷,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在法律适用上,监护人责任与教育机构责任如何划分,教育管理责任如何界定,均有必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做进一步解释。今后,宁波中院将以案例指导、类型化解答等多种形式,进一步统一全市法院的裁判尺度,提升司法保障水平。
  (二)进一步健全诉前调处机制建设,着力化解纠纷
  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往往存在当事双方学生及学校之间的多方利益冲突,当事人的自行协商缺乏基础;或者因伤害事故严重而导致家校冲突激烈,社会影响大,教学秩序难以维持;或因为学生尚需继续求学,而导致家长不敢诉。上述情形中,学校自行牵头协商的,不仅因专业能力不足而力有不逮,且因自身牵涉其中而缺乏公信力,特别是学校也缺乏足够的精力解决频繁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纠纷。而教育行政机构的调解,也因其处于教育机构的上级机构的地位,而难避不公正的嫌疑。因此,加强第三方的诉前调处机制建设,为当事学生、学校提供诉前化解矛盾的机会显得尤为必要。从我市的诉前调解机制经验来看,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等均建立了相应的第三方调处机制,且效果良好。因此,建议我市进一步推动学生伤害事故案件的第三方调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在机构上,可依托现有的基层调解组织,在程序规范上则可单独地方立法。
  (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保险理赔的风险转化机制建设
  我市基本推广了“学平险”和“学校责任险”。前者实系学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商业保险合同关系,一旦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应向受害人承担赔付责任。该保险责任的承担与侵权责任无关。而“学校责任险”是学校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商业保险合同关系,一旦事故发生,学校承担了赔偿责任以后,可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理赔。该险种的目的在于为学校转化风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学平险”多由学校代办,学生及其监护人对“学平险”的保险条款、理赔机制不甚了解,易与学校责任险混淆,以致受害人不能得到应得的理赔。因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保险行业管理者应进一步规范此类保险理赔程序,提升对投保人的服务水平,保障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另一方面,由于上述险种理赔条件较严苛,未达严重残疾程度的普通伤害事故获保险理赔的机会不高,但普通伤害事故的赔偿额度并不低,且发生概率较高,学校和家庭都不堪重负。为避免因各方规避责任负担而致使学生处于僵化管理中失去健康发展的机会,我市十分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风险转化机制。
  (四)进一步规范校园安全管理,加强家校衔接,排除安全隐患
  多数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仍然是与校园安全管理的疏失和家校脱节有关,因此仍需进一步加强幼儿园、中小学校长及教师的安全管理意识和方法的教育,规范幼儿园、中小学的安全管理制度建设,排查校园内场所及管理时间节点的安全隐患,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教育,加强学校与监护人的联系沟通,明确家校衔接的节点。特别是要重视对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等特殊类型学校的规范管理。另外,还建议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的心理健康。建议在我市范围内推广中小学心理健康疏导工作室等机制建设,各学校应配备有专业心理疏导资质的老师承担心理辅导员的工作,能及时为中小学生及其家长提供心理疏导与干预。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未成年人保护,任重而道远。学生的在校安全,需多方努力。宁波法院愿以优质高效的审判为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1] 此数据未包括因伤害事故追究刑事处罚的案件。

[2] 2010-2014宁波法院一审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为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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